剛剛在英國利茲大學落下帷幕的2025年第11屆歐洲翻譯年會（EST）年會（6月30日-7月3日），無疑是近年來翻譯學界最重要的一次盛會。本次大會規模盛大，共收到投稿998篇，最終有503篇論文入選線下匯報，82篇進行線上匯報，共計711位學界與業界人士出席。大會主題——“翻譯學的千變萬化”（The Changing Fac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精準地捕捉到了我們這個學科在全球技術、社會與文化劇變中所呈現的嶄新面貌。

為幫助國內翻譯學人迅速把握全球最新研究動向與行業趨勢，我們將會議的核心內容梳理為以下四大板塊進行解讀。篇幅所限，下文舉例無法涵蓋所有發言。

板塊一：人工智能的巨浪——技術重塑下的翻譯行業、教育與研究

板塊二：人的回歸——社會學轉向下的譯者身份、權力和倫理

板塊三：探入“黑箱”——認知科學視野下的翻譯過程與譯者心智

板塊四：無處不譯——跨界融合中的翻譯新領域與新方法

板塊一：人工智能的巨浪——技術重塑下的翻譯行業、教育與研究

如果說本次大會有一個無法回避的“房間里的大象”，那無疑是人工智能。從生成式AI（GenAI）到大型語言模型（LLM），技術的幽靈無處不在，它既是翻譯的得力助手，也是令人不安的挑戰者，深刻地重塑著翻譯的整個生態。

1.1 行業的陣痛與重構：經濟價值與工作質量的再思考

AI對翻譯行業最直接的沖擊，體現在經濟與職業生態上。多個研究小組（如 Panel 7）集中探討了“AI時代翻譯經濟價值的變化”。

翻譯工作的“平臺化”與“零工化”：Deborah Giustini 和 G?khan F?rat 的研究揭示了一個嚴峻的現實：數字勞工平臺正在重組口筆譯服務，導致譯員的工作日益“碎片化”、“不穩定化”（即“零工化”），并面臨著算法管理帶來的壓力。譯員的議價能力被削弱，個體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這引發了對“體面工作”（decent work）的深切憂慮。Leandra Cukur 的調查則從倫理角度切入，探討了翻譯平臺對譯員自主權和工作公正性的影響。

定價模式的混亂與譯員的焦慮：AI的介入，特別是機器翻譯后編輯（MTPE）的普及，讓傳統的按字數計費模式變得岌岌可危。Yolanda Morató 尖銳地批評了現有的“量化語言測量模型”（QLMMs），認為它們在AI時代已不再適用，并呼吁建立更公平、更道德的計價體系。Sabrina Girletti和 Marie-Aude Lefer 對比利時和瑞士自由譯者的調查，以及 Akiko Sakamoto 等人對英國譯員工作生活質量（T-WRQoL）的調查，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結論：譯員普遍對MTPE的低廉報酬感到不滿，并對職業的可持續性感到焦慮。Joseph Lambert 等人的研究更是直言，許多譯員的工作已經“不再有挑戰性或意義”，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關乎心理滿足感的“貧困”。

尋找出路：合作社與新角色：面對困境，譯員們也在探索新的生存模式。Alexander Minshall 介紹了“游擊媒體合作社”（GuerrillaMedia Collective）的創新模式，這個合作社將無償的“關懷工作”（如溝通、管理）納入報酬體系，并集體承接項目，以此來抵抗行業的不穩定性。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超越個體、走向聯合的范例。同時，行業對譯員能力的要求也在變化，胡可等人對中國招聘網站的文本挖掘分析發現，市場需要的不再是單一的語言轉換者，而是具備跨行業知識、技術應用、項目管理等多元能力的“語言工程師”。

1.2 教育的變革與挑戰：培養面向未來的“人機協作”專家

行業的巨變倒逼翻譯教育必須做出回應。Panel 1 專門探討了“生成式AI對翻譯教育的影響”，這也是貫穿大會的另一個核心議題。   

課程與評估的重塑：傳統的翻譯教學和考試模式正面臨失效的風險。Chunxuan Shen 探討了如何在AI時代重新設計翻譯課程的評估體系，以確保學術誠信的同時，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Marian Flanagan 和 Kristian Hvelplund 分享了哥本哈根大學的課程改革案例，他們試圖在傳統翻譯技能和新興技術應用之間找到平衡，設計出能同時考察學生“翻譯能力”和“技術素養”的混合評估模式。

新素養的提出：AI素養與提示工程：僅僅教會學生使用工具是遠遠不夠的。Ralph Krüger 提出了“翻譯專業AI素養”（Translational AI Literacy）的框架，涵蓋了技術基礎、某領域的表現（Domain-specific performance）、人機交互、應用實施和倫理社會五個維度。Stavroula Paraskevi Vraila 則將目光聚焦于“提示工程”（PromptEngineering），通過政治文本翻譯的案例，展示了如何通過精心設計的提示詞來優化AI的翻譯質量。這表明，未來的譯員需要學會如何與AI“對話”，成為能夠駕馭AI的專家。

技術賦能教學：從被動吸收到主動探索：AI不僅是學習的對象，也成為了教學的工具。Nune Ayvazyan 的研究展示了如何利用ChatGPT輔助學生進行譯后編輯的自我評估，從而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Ya-mei Chen 的研究則將ChatGPT與“協作腳本”結合，來提升學生在團隊合作中的元認知調控能力。這些研究都指向一個趨勢：AI可以幫助翻譯課堂從傳統的“教師為中心”轉向“學生為中心”，從知識的單向傳授轉向能力的共同建構。

1.3 研究范式的革新：從文本到人機交互的全景透視

AI的發展不僅改變了翻譯實踐和教育，也為翻譯研究本身帶來了新的工具和視角。

·    

自動評估的興起與反思：傳統的翻譯質量評估耗時耗力，且主觀性強。多位學者開始探索自動評估的可行性。例如，Meng Guo 和 Lili Han 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實現了同傳中“耳語差”（EVS）的自動測量。Zheng Wu 和Min-hua Liu 以及 Xiaoman Wang 和 王斌華 分別運用機器學習模型，對口譯質量的“忠實度”和“目標語質量”等多個維度進行自動評估。然而，Jonathan Downie 和 Joss Moorkens 也提出了批判性的反思，他們認為脫離了社會語境的純技術評估指標有其局限性，無法完全取代對翻譯“是否符合目的”的整體考量。

人機交互過程的精細化研究：研究的焦點正從翻譯的“產品”（譯文）轉向“過程”（人機如何協作）。Paola Ruffo 等人通過擊鍵記錄和訪談，對比了文學譯者在使用Word、CAT工具和MTPE三種工作流時的認知努力和主觀感受。Yao Yao 等人則通過眼動追蹤，研究了AI輔助的后編輯（AIPE）是否能比傳統后編輯（TPE）更有效地降低學生的認知負荷。這些研究深入到譯者與技術互動的微觀層面，試圖揭示人機協作的認知機制。

對技術本身的哲學思辨：更有學者開始從哲學層面反思AI翻譯的本質。Yuri Balashov 的演講重審了機器翻譯中的“中介語”（Interlingua）概念，他認為這可能一直是一個“迷人的幻象”，無論是人類還是機器，真實的翻譯過程都遠比理論模型復雜和“混亂”。Michael Carl 則對比了沒有感官體驗的LLM和擁有情感、體驗的人類，提出翻譯行為本身是一種“自我指涉的建模”，而非對外部世界的簡單再現。這些思辨極大地深化了我們對翻譯本質的理解。

小結：AI板塊的討論呈現出一種復雜的張力。一方面，是技術帶來的效率提升、模式創新和研究便利；另一方面，是對譯者經濟地位、職業尊嚴和工作意義的深切憂慮。未來的方向并非是簡單的“人機大戰”，而是如何構建一個以人為本、人機協同、公平可持續的翻譯新生態。這要求我們在教育中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技術駕馭能力，在行業中建立更合理的價值分配體系，在研究中則要同時關注技術效能和人的體驗。

板塊二：人的回歸——社會學轉向下的譯者身份、權力和倫理

與技術浪潮相對，本次大會的另一個強音是“人的回歸”，即持續深化中的翻譯研究“社會學轉向”。學者們將目光投向譯者這一鮮活的個體，以及他們所處的復雜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網絡中，探討翻譯如何參與社會建構，譯者又如何通過翻譯行動來彰顯身份、介入社會。

2.1 譯者的多重面孔：從隱形到現身，從邊緣到中心

“譯者研究”（Translator Studies）正變得日益重要，尤其是對那些歷史上被邊緣化的譯者群體的關注。、

   

女性譯者的檔案挖掘與歷史重塑：Panel 19 聚焦于“從性別視角探索譯者檔案”。Agnes Whitfield 提出了“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視角，呼吁學界與檔案館、專業協會合作，主動收集和保存當代女性譯者的檔案，以對抗她們在歷史中的“雙重隱形”。Jeanne Sauvage 的研究則獨辟蹊徑，通過分析法國譯者工會的期刊《Traduire》，重構了20世紀中期一批缺乏個人檔案的普通女性譯者的集體肖像。Christina Bezari 和 Yang Chen 的研究分別將目光投向了馬格里布地區和民國時期的中國，挖掘了這些地區的女性作家和女性法庭口譯員在歷史中的聲音和作用。這些研究不僅僅是“填補空白”，更是在重寫一部更包容、更多元的翻譯史。

譯者的能動性與行動主義：譯者不再被看作是中立的語言轉換工具，而是積極的社會行動者。Panel 2 探討了“情感與翻譯”，其中Emek Ergun 的研究通過翻譯庫爾德女政治犯的監獄寫作，展示了翻譯如何成為跨國女性主義團結的“情感空間”。Michela Baldo 的研究則聚焦意大利的跨性別女性主義（transfeminist）行動，探討翻譯如何催生社群、表演和新的聯盟。Caroline Summers 的論文則分析了當代文學譯者如何通過社交媒體、回憶錄等方式講述自己的翻譯故事，將翻譯行為本身塑造為一種“行動主義”和倫理倡導。   

酷兒與女性主義的媒介再生產：Panel 14 集中展示了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如何與翻譯研究，特別是媒介研究相結合。Xinyao

Zhang 的研究分析了粉絲如何通過對全女性陣容的“越劇”進行混剪和再創作，構建出一個酷兒和女性主義的數字烏托邦。Jenny He 則考察了英國文學女主角形象如何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被重新包裝，以推廣一種符合當代中國社會語境的“大女主”敘事。這些研究表明，翻譯（無論是跨語言、跨符號還是跨媒介的）是塑造和傳播性別觀念的重要場域。

2.2 翻譯的場域：權力、意識形態與文化外交

翻譯活動總是嵌入在特定的權力結構中，受到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的制約。

  

翻譯與軟實力：Panel 42 深入探討了“文學翻譯與軟實力”。學者們通過分析不同國家的翻譯資助政策，揭示了翻譯如何被用作文化外交的工具。例如，Ondrej Vimr 對捷克翻譯支持項目的數據驅動分析，以及 Zofia

Ziemann 對波蘭書局翻譯政策的研究，都展示了國家機構如何通過選擇性地資助某些作品的翻譯來塑造國家形象。Olga

Castro 的研究則關注西班牙國內的“內部文化外交”，即支持在西班牙國內不同官方語言（如加泰羅尼亞語、巴斯克語）之間進行的翻譯，以促進國內文化互通。這些研究提醒我們，翻譯的選擇和流向并非“自然”發生，其背后往往有復雜的政治和經濟考量。   

審查制度下的翻譯實踐：在威權體制下，翻譯更是意識形態斗爭的前線。Panel 28 聚焦于20和21世紀中東歐的文學翻譯。Eva Spi?iaková 的研究以狄更斯《圣誕頌歌》在共產主義時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翻譯為例，揭示了譯者、出版商和審查員如何在壓抑宗教的政治環境下，巧妙地處理作品中隱含的基督教主題。Piet Van Poucke 則通過對比布拉德伯里《華氏451》在蘇聯時期和后蘇聯時期的俄譯本，展示了審查制度在文本和副文本層面上的操縱痕跡。這些案例生動地說明了翻譯在特定政治氣候下的生存策略和妥協藝術。  

少數族裔語言與語言權：翻譯政策直接關系到少數族裔群體的語言權利和文化存續。Panel 44 探討了“歐洲少數族裔語言的翻譯”。?zlem Gülen 的研究將歐盟的翻譯政策視為一種語言權利的保障，并考察其在西巴爾干地區的推廣。Pavol

Sveda 則關注斯洛伐克羅姆人社區的口譯需求，指出為他們提供社區口譯服務是實現社會融合和消除隔閡的重要前提。這些研究將翻譯提升到了人權和社會公正的高度。

2.3 跨學科的對話：翻譯研究與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的交融

為了更深入地理解翻譯的社會屬性，學者們正積極地從其他學科中汲取理論和方法。

民族志與田野調查：Sinem Bilican 等人在比利時醫院急診室進行的語言民族志研究，揭示了醫護人員對“口譯員”角色的多元且模糊的認知。Andrea Ciribuco 則通過對愛爾蘭農村地區移民的訪談和民族志研究，描繪了他們在交通不便、服務稀缺的環境下，如何利用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翻譯資源來維持日常生活。這些基于田野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了活生生的、在具體情境中發生的翻譯實踐。

行動者網絡理論（ANT）：Marlie van Rooyen 等人的研究將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引入新聞翻譯研究，他們認為，要理解法新社這樣的全球新聞機構中的翻譯活動，就必須追蹤其中的“人”（記者）和“物”（數字基礎設施、AI工具）如何共同構成一個復雜的網絡，并影響新聞的流動和生產。這種方法打破了傳統研究中“人”與“物”的二元對立，提供了一個更動態、更整體的分析框架。

口述史與記憶研究：檔案并非總是客觀的，口述史和個人記憶成為重構歷史的重要補充。Tamara Barakat 的研究以巴勒斯坦藝術家Samia Halaby的作品為例，探討了口述史如何通過跨語言和跨符號的翻譯，被轉化為視覺藝術，從而重構和傳播關于歷史創傷的集體記憶。Marija Todorova 的研究則聚焦戰時口譯員的“生命寫作”（life

writing），分析他們的回憶錄和紀錄片如何挑戰了傳統的戰爭敘事，并為我們理解口譯員在沖突中的復雜位置提供了寶貴的“體驗性材料”。

小結：人的回歸，意味著翻譯研究不再僅僅滿足于分析文本的轉換，而是致力于揭示文本背后的人、塑造人的社會力量，以及人通過翻譯所施加的社會影響。從女性譯者到酷兒粉絲，從國家外交到社區服務，譯者的面貌變得前所未有的多元和立體。他們是文化的中介，是歷史的見證，是社會變革的參與者，甚至是行動者。這種轉向要求我們未來的研究者具備跨學科的視野和方法論自覺，學會從檔案中發掘被遺忘的聲音，在田野中觀察鮮活的實踐，并始終對翻譯活動背后的權力關系保持批判性的反思。

板塊三：探入“黑箱”——認知科學視野下的翻譯過程與譯者心智

如果說社會學轉向關心的是“翻譯之外”的社會文化語境，那么認知轉向則致力于探究“翻譯之中”的心理過程。譯者在進行翻譯時，大腦里究竟發生了什么？他們如何分配注意力？如何處理認知負荷？情感和身體狀態又如何影響他們的決策？本次大會上，認知翻譯與口譯研究（CTIS）展現了其強大的活力和精細化的研究趨勢，尤其是在多模態和新方法的應用上。

3.1 認知負荷、注意力和多任務處理

口筆譯，尤其是同聲傳譯，被公認為是對認知能力要求極高的任務。

眼動追蹤揭示注意分配：眼動追蹤技術已經成為認知研究的利器。Kilian Seeber 和 Dongpeng Pan 通過精巧的實驗設計，利用眼動追蹤來“解構”同傳過程中的注意轉換。Ana-Maria Ple?ca 等人則將在真實會議環境中，利用眼動儀觀察同傳譯員如何與AI輔助工具（“人工搭檔”）進行互動。這些研究不再是籠統地談論“難度”，而是將認知過程量化為具體的視覺注意數據，如注視時長、眼跳路徑等，從而更精確地理解譯員的心智活動。

多模態輸入的認知挑戰：隨著技術的發展，譯員需要處理的不再是單一的聽覺信息，而是融合了聽覺、視覺（如PPT、實時字幕、視頻畫面）的多模態信息。Paulina Rozkrut 和 Agnieszka Chmiel 的研究探討了AI實時字幕對同傳譯員認知加工的影響。他們的初步研究發現，雖然字幕能提高準確率，但更復雜的視覺信息也可能增加認知負荷，這揭示了多模態環境下認知資源的復雜權衡。Siqi Zhang 等人的研究也通過眼動儀和NASA任務負荷指數，比較了無字幕、源語字幕、目標語字幕和雙語字幕四種條件下，同傳譯員的認知努力和表現差異。

口譯中的預測機制：Ena Hodzik 等人的研究聚焦于視譯（sight translation）中的“預測過程”。他們發現，詞語間的“轉移概率”（transitional probability）會影響譯員的閱讀行為（如跳讀、注視時長），尤其當源語和目標語的句法結構相似時，預測效應更強。這為我們理解譯員如何利用語言的統計規律來“預判”信息，從而節省認知資源提供了實證依據。

3.2 情感、身體與具身認知

認知研究的另一大趨勢，是超越純粹的“冷認知”（信息處理），轉向關注情感、身體等“熱認知”因素。

情感的調節作用：情緒不再被視為干擾翻譯的“噪音”，而被看作是影響認知過程的重要變量。Yanze Li 和 翁羽 的研究發現，積極情緒雖然不直接提升“心流”（flow）體驗的總分，但能與之相互作用，促進翻譯的效率和認知經濟性，例如減少在源文和譯文間的來回掃視。Cristina Roldán Torralba 和 Ana María Rojo López

則利用腦電圖（EEG）技術，研究了當譯者處理與其意識形態一致或不一致的文本時，大腦的認知和情感反應，這為我們理解意識形態對翻譯的深層影響開辟了新路徑。

身體的“認知卸載”與手勢的作用：翻譯不僅僅是“腦力活”，也是“體力活”。Andrea Hunziker Heeb 等人的研究提出了“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的概念，即譯者通過身體動作（如變換姿勢、遠離屏幕）來分擔認知任務，從而釋放認知資源。這與我們常說的“活動一下，思路更清晰”不謀而合。手勢的作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Panel 16 專門探討了“口譯中的具身聲音：手勢”。Monika Chwalczuk等人的實驗發現，限制口譯員做手勢會降低其譯語的流利度，延長反應時間。Celia Martín de León 的研究則對比了同一位口譯員在同傳、訪談和授課三種不同情境下的手勢使用頻率和功能，揭示了手勢行為的高度情境化特征。這些研究共同指向了“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理念：認知過程深深植根于身體的感知和行動之中。

3.3 從“個體”到“情境”：分布式與社會認知

認知研究的邊界正在不斷擴展，從過去關注譯者“頭腦內部”的加工過程，轉向關注譯者與其所處的物理、社會和技術環境的互動，即“分布式認知”（distributed cognition）和“情境認知”（situatedcognition）。

翻譯工作場所作為認知生態系統：Hanna Risku 在其主旨發言中，將翻譯專業知識重新定義為一種“分布式的、集體的生成過程”（distributed, collective enaction）。她和她的團隊（DanielaSchlager 等人）通過對翻譯機構的民族志研究發現，專業知識不僅體現在個體技能中，更體現在團隊如何構建共享的身份、責任和基礎設施，如何作為一個社會單元進行學習和適應。Raphael Sannholm 的研究也展示了在翻譯工作場所中，兩位譯者如何通過互動、調動數字環境中的“認知工具”（cognitive artifacts，如客戶指南文檔）來共同解決問題和構建決策。

遠程同傳中的人-境互動：遠程同傳（RSI）的興起為研究情境認知提供了絕佳案例。Qiliang Xu 的觀察研究發現，RSI譯員在工作時實際上面對著兩個認知空間：“交流空間”（communicativespace，即會議畫面和聲音）和“增強空間”（augmented space，即譯員自己構建的輔助工作區）。當“交流空間”出現挑戰（如畫面不清、多模態信息錯位）時，譯員會主動利用“增強空間”的資源來應對。這生動地體現了認知活動是如何在譯員與技術環境的動態互動中展開的。

小結：認知研究板塊展示了翻譯研究日益精細化、多維化和情境化的趨勢。眼動、腦電、擊鍵記錄等新技術的應用，使得我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觀察譯者的心智活動。同時，研究視野也從孤立的大腦擴展到完整的人——一個有情感、有身體，并與環境深度互動的行動者。對初學者而言，這部分研究的啟示在于：翻譯絕非簡單的“雙語轉換”，它是一個極其復雜的認知過程，涉及到記憶、注意、預測、情感調節和多任務管理等多種高級心智能力的協同運作。理解這一點，有助于我們更科學地進行翻譯訓練，并對翻譯這項人類獨有的智慧活動保持敬畏。

板塊四：無處不譯——跨界融合中的翻譯新領域與新方法

翻譯的面貌不僅在核心地帶發生改變，其邊界也在不斷向外延伸。本次大會的一大亮點，就是展示了翻譯研究如何與其他領域交叉，催生出許多新穎有趣的研究對象和議題。

4.1 視聽翻譯（AVT）與媒介可及性的新圖景

AVT一直是翻譯研究的熱點，而如今，它正朝著更多元、更包容的方向發展。

·從傳統影視到用戶生成內容：研究對象不再局限于電影和電視劇。Yan Qin 對中國B站“彈幕字幕”的民族志研究，以及Guoliang Li 對TikTok等豎屏短視頻字幕的接收研究，都將目光投向了由用戶生成和參與的“賽博字幕”（cybersubtitling）。這些研究探討了在Web 2.0時代，翻譯如何成為一種社交互動和身份建構的實踐。

媒介可及性（Media Accessibility）的深化：如何讓視聽內容為殘障人士所及，是AVT領域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方向。Panel 3 集中探討了“AI賦能的可及性”。其中，Olga Davis 等人提出了“模塊化口述影像”（Modular Audio

Description）的新概念，旨在通過提供可選擇的、不同詳細程度的描述模塊，來滿足不同視障用戶的個性化需求。Andreea Deleanu 等人的研究則關注認知障礙觀眾，他們設計并測試了“可及性問卷”，以更好地收集這一特殊群體的反饋。這些研究體現了“為所有人設計”（Design for All）的理念，推動AVT從單純的信息傳遞走向體驗的共融。

“易懂語言”（Easy Language）的興起：這是一個旨在為有認知或閱讀障礙的人群（如智力障礙者、二語學習者、老年人）提供易于理解信息的跨領域實踐。Panel 15 專門討論了這一議題。Christiane Maa? 等人的研究評估了AI模型在將標準德語健康信息簡化為“易懂語言”方面的表現。MarinaPujadas-Farreras 的研究則通過實驗，探究了何種語速的“易懂音頻”（easy audios）最易于被智力障礙人士和語言學習者理解。這表明翻譯的范疇正在擴展，從跨語言（interlingual）深入到語內（intralingual）的重寫和改編。

4.2 美食、旅游與博物館：翻譯的物質與空間轉向

翻譯的對象不再局限于無形的語言文字，更延伸到有形的物體、空間和體驗。

舌尖上的翻譯：Panel 21 聚焦“全球食物翻譯”。學者們從跨學科和跨國視角探討了美食的翻譯。áfrica

Vidal Claramonte 和 Piotr Blumczynski 提出了“可食用的翻譯性”（edible translationality）的概念，認為食物的跨文化流動本身就是一種物質性的翻譯。Teresa García-Salcedo 分析了尼日利亞作家阿迪契的小說《美國佬》中，食物如何成為反映移民身份沖突和文化雜糅的符號，以及這些食物指稱在西班牙語譯本中的處理。這些研究將翻譯與人類最基本的生存體驗——飲食——聯系起來，充滿了煙火氣和生活感。

城市與博物館作為翻譯空間：Panel 9 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視角：“城市博物館即城市翻譯”。學者們將城市和博物館視為一個復雜的翻譯場域，其中歷史記憶、文化認同通過展陳、敘事、多語標識等方式被不斷地“翻譯”和“重寫”。Robert Neather 以馬六甲的鄭和文化館為例，分析了鄭和這位歷史人物的敘事如何在不同博物館和遺跡中被“互文性地”建構。Yan Ying 則聚焦2024年臺南建城400周年的慶祝活動，考察了熱蘭遮城博物館和臺南市博物館如何翻譯荷蘭和明鄭時期的歷史。這些研究體現了翻譯研究中的“空間轉向”，將分析單位從文本擴展到了更為廣闊的物理和社會空間。

4.3 研究方法的自我反思與創新

隨著研究對象和問題的日益復雜，學者們也開始對研究方法本身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和創新。

調查與訪談方法的演變：Panel 41 探討了“作為方法和文本類型的調查與訪談的變化面貌”。學者們不再將調查和訪談視為理所當然的工具，而是對其設計、實施和倫理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例如，Christopher Mellinger 探討了身兼研究者和從業者雙重身份的“實踐研究者”（practisearcher）在面對從業倫理和研究倫理沖突時的立場性難題。Denisa

Drabantová 則專門研究了訪談在網絡民族志研究中的作用和目的，呼吁研究者更充分地利用這種互動性數據收集方法。

數字人文與語料庫的新面貌：Panel 50 展望了“語料庫與數字人文研究的新面貌”。Jincai Jiang 的研究極具新意，他建立的不是傳統的翻譯文本語料庫，而是中國譯者在B站上發布的帖子、視頻和自動回復等“副文本”語料庫，通過分析這些數據來研究譯者在社交媒體時代的生存狀態和自我認知。Sophie Thorkildsen 則致力于建立一個大型的丹麥語復譯本（retranslation）語料庫，并利用可計算的文本指標來大規模地檢驗和挑戰傳統的“復譯假說”。這些研究展示了數字人文工具如何讓語料庫研究從靜態的文本比對走向動態的社會文化關系挖掘。

小結：翻譯研究的邊界正在消融。它不再是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學科，而是積極地與社會學、人類學、認知科學、媒介研究、計算機科學、歷史學等眾多領域展開對話。這種跨界融合不僅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催生了諸如食物翻譯、博物館翻譯等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向，也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翻譯”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翻譯，可以是代碼的轉換，是文化的協商，是記憶的重構，是身體的體驗，是空間的敘事，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塑造我們世界的根本力量。

會議給我們的一些啟示

第一，擁抱技術，但不要被技術奴役。 AI的浪潮不可阻擋，未來幾乎不可能離開機器翻譯、大型語言模型等工具。但這并不意味著譯者的末日。恰恰相反，大會的討論告訴我們，市場對“人”的需求從未如此清晰：我們需要的是能夠駕馭技術、評估技術、與技術協作的“語言工程師”和“人機交互專家”。在學習中，不僅要學會使用工具，更要培養批判性思維，理解工具的邊界和風險，學會提出好問題（即“提示工程”），并始終將人的創造力、共情能力和倫理判斷置于核心位置。

第二，看見譯者，也看見自己。 翻譯不僅僅是處理語言，更是處理人與人、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關系。要學習看到文本背后的譯者，了解他們的處境、他們的選擇、他們的聲音。大會中關于女性譯者、少數族裔譯者、酷兒譯者的研究，都在提醒我們，翻譯中充滿了權力與政治。同時，也要看見自己。我們的個人經歷、文化背景、價值觀念，都會在翻譯中留下印記。學會反思自己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理解自己作為譯者的社會責任，將使我們的翻譯工作更具深度和意義。

第三，打破邊界，進行跨學科學習。 翻譯研究的未來是跨學科的。無論是用腦電圖研究認知，用民族志研究工作場所，還是用社會學理論分析翻譯市場，都說明單一的語言學知識已經不足以支撐前沿的翻譯研究。因此，在學好語言和翻譯技能的基礎上，要去涉獵一些社會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歷史學甚至商科的知識。這種跨界的視野，將為我們理解復雜的翻譯現象提供更強大的理論武器。

第四，保持好奇，關注“無處不在”的翻譯。 不要把翻譯局限在書本和傳統的翻譯任務上。留心觀察生活中的翻譯現象：你愛玩的游戲是如何漢化的？你看的美食節目是如何介紹異國風味的？你去的博物館是如何向外國游客講述故事的？這些都是翻譯研究的鮮活素材。大會展示了食物翻譯、博物館翻譯、彈幕翻譯等眾多新領域，這說明翻譯的舞臺正在無限擴大。保持好奇心，將個人興趣與翻譯相結合，或許就能找到屬于我們自己的、獨特的研究或職業方向。

總而言之，第11屆EST大會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千變萬化”的翻譯研究圖景。在這個圖景中，有技術的冰冷邏輯，也有人性的溫暖光輝；有對宏大歷史敘事的解構，也有對微觀認知過程的探究；有對職業困境的現實憂慮，也有對未來發展的無限暢想。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

原創 Sanjun 翻譯界